明代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是哪个厂？

明代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是哪个厂？的答案是：清江督造船厂

明代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是清江督造船厂。明朝的清江督造船厂，位于淮安府山阳（今淮安区）、清河（今淮阴区）二县之间的运河沿岸，因濒临淮水，故以“清江”命名。其总厂在今淮安市中心有名的清江闸一带，下设京卫、卫河、中都、直隶四个大厂，共八十个分厂，厂区沿运河绵延伸展，总长达23里，可见其规模之宏大。众所周知，明成祖朱棣当政后的一大壮举，是派遣郑和七下西洋。郑和麾下数以百计的大型海船，分别在南京龙江宝船厂及福州长乐建造。朱棣及郑和相继去世后，下西洋行动中止，海船需求量大减，龙江宝船厂业务逐渐萎缩，取代其造船业中心地位的，是专造内河漕船的淮安清江督造船厂。

据明代《漕船志》记载，弘治三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490～1544年），清江督造船厂每年实造船只数量大体稳定，年均519艘，加上嘉靖初年并入的卫河船厂年均生产113艘，合计年造632艘。换句话说，在半个世纪里，这家超大型“国企”，至少有三万艘船出厂下水。

当年造船需要大量木材，船厂本应就地取材，如明太祖洪武年间，供应辽东粮饷仍实行海运，除南京龙江船厂造一部分外，大多数海船由木材主要产地湖北、四川修造。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漕船船厂规划，却放弃“群商四会，百木交集”的长江重要口岸芜湖和仪真（今仪征市），反而选在远离原材料产地的淮安清江。因为永乐初年，江南民间征纳的粮饷，都是先经运河集中送到淮安常盈仓（漕粮四大名仓之一），再由“漕军”转运北上。淮安地处大运河与淮水交汇处，南接长江，东近大海，为“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对明朝的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所以船厂选址有更高层次的战略考虑，木材采办之远近，反成次要因素。

明代漕船又称"浅船"，因行走运河，需吃水较浅，而舱体宽大，载粮才多。船的样式尺寸，逐渐定型，故造价也有规定，大致是每艘官价白银100两到120两之间，其中过半木料耗银，另有油漆、麻、铁、炭等材料费，再加工匠银若干。由此推算，明中叶全盛时期的清江船厂，每年产值大约在七八万两银子左右，弘治至嘉靖年间的半个世纪内，淮安造船业累计产值在300万~360万两银子之间。

同是明代中叶迅速崛起的扬州盐商巨富，身家动辄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银子(所谓"藏镪百万"也)，与之相比，淮安这家国营巨无霸船厂，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乍看之下，并不算多。

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不论是明朝还是今天，制造业挣的都是辛苦钱，很难跟依靠垄断政策暴富的行业(如当时的盐商，或今日之"油老虎")较量;同时也不能忘了，清江船厂是在专制王朝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按政府"统购统销"要求造船，根本没有市场概念和盈利空间。

不过，数千名造船能工巧匠的长期聚集，大量造船物料的采办运送，加上管理一家大型联合企业所需要的复杂制度安排，使得经济本已极为繁荣的淮安，比起以垄断淮盐市场致富却缺少实业支撑的扬州，某种程度上又胜一筹了。

清朝前期，沿用明制，漕运依然是国脉之所系，清江船厂的生产规模和行业地位一如既往，每年仍需造漕船560艘及遮洋海船50艘左右，只是管理制度上有所调整。

随着时间推移，漕运环境发生了变化。如顺治初年至康熙年间(1644~1722年)，全国漕船数为14500艘上下，雍正四年(1726年)减少到约6400艘，此后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都维持在此数量上。漕船需求量减少之外，黄淮又经常泛滥，阻断漕路，令造船物料不能按时送达，加之船政弊端丛生，清江造船厂逐步遭到裁撤。

史料记载，乾隆六下江南经过淮河时，所乘坐的"龙船"经常停泊在清江船厂属下的直隶厂码头，可见"龙恩"之眷顾。但是，这已挡不住一位叱咤中国造船业近四百年的"巨人"黯然退场的脚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