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从宇宙论的高度确认儒家学说的合理性，其思想是以神学化的天人感应说为显著标志。

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了阴阳五行理论以及道家等有关学说，建立了天人合一的新体系。一方面，董仲舒把儒学伦理纲常完备化，对“三纲”、“五常”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另一方面，他又把儒家这套伦理纲常神秘化，建构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经过董仲舒的鼓吹和统治者的支持、儒家学说开始居于独尊的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与儒学成为统治理论相适应，儒家经典也取得了独草地位。

对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进行注释，成为汉代儒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儒学便从先秦时期的子学形态，转变为汉代以后的经学形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儒学式微，加之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经学便失去了一草地位，由此形成一个儒、道、玄、佛相互激荡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局面。

隋唐时期，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再次形成，统治者虽然实行儒、佛、道兼容并包的政策，但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被再一次确立。隋唐科举都要考儒经，从而推动了经学的进一步发展，为统一经学，唐太宗还令颜师古考订五经经文。颜师古对此多有订正，撰成《五经定本》，后颁行全国，成了官方统一定本。

为解释经义，统一思想，唐太宗还令扎颖达与诸儒撰《五经正义》，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依据。在中国古代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了许多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依据当时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及变迁，提出了许多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和发展的思想主张，这些主张不仅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地位，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西汉时期，就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就是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的著名学者董仲舒。

董仲舒最重要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刻的便是针对当时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董仲舒的这一主张的主要理论来源是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他认为历史中朝代和政权的更替是由五德运行来决定的。当时董仲舒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改，他认为朝代的更替是依据“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来依循的。他的第二个思想主张是提出了朱莫甘娜的“君权神授”理论。

在汉朝以前的历史中，所有君王的君位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当时西汉的开创者是一个平民，他要君临天下不仅需要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撑，更需要一种理论来加以强化他的帝位。董仲舒就因时制宜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君的统治不仅来自于祖先聚成，更重要的是来自上天的旨意，这就为君权神授统治权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第三点就是为人处世方面，提出了“三纲五常”。

其中“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五常”则是指“仁、义、礼、智和信”。这一理论一直被后世所沿用和继承，成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和规矩。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董仲舒所提出的这些理论无疑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理论都是错误和严重压抑人的个性的东西。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国家因为多年战乱而十分贫困，于是统治者都崇拜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这样就是想让老百姓安于现状，不要急于有所作为。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强盛，又想要平定匈奴，实现“大一统”。

那么道家这种“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的思想是无法满足汉武帝时期汉朝的需求的。这时候，汉武帝就特别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既要符合统一的局面，又要为皇权专制做一个理论支持。

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这样诞生了。